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知名中国问题专家。

        记者 陈济朋 胡隽欣 发自新加坡

    在海外研究中国的学者中，郑永年是对中国实际情况有扎实了解的一个。印象中，对郑永年先生的几次采访都是以国家大事为主题。2011年初，本网记者刚到新加坡不久，就到他在东亚研究所的办公室去采访，谈的主题是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十八大前夕，我和郑永年先生再次谈起这个话题。

　　记得一年前问他中国最紧迫的事情是什么，他的答案很明确：房地产。他说，住房政策和房地产已经到了不改不行的时候，因为房地产几乎绑架了中国的经济，年轻人靠自己勤勉工作大多数过很多年都买不起房子，这样的变化与中国亟需建立消费社会的发展趋势背道而驰。

　　从当时的语气中，明显可以感觉到他的不安。

　　当时他也说，中国发展的确可以说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期，因为现在政府财政上较为充裕，有条件进行社会中等收入阶层消费群体壮大所需要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包括住房、医疗和教育。如果现在不做，过了这个时期，未来如果财政没有这么充裕的时候，想做恐怕也来不及。

　　让他把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排个顺序，他毫不犹豫地把社会改革放在了首位。按照他的说法，政治改革大幅度推进的条件并非十分成熟，经济改革已经进行的差不多了，怎么样进行社会改革，通过循序渐进的变革，完成中国社会向富强、民主、文明的中等发达社会转变的重要步骤，是现阶段应该做的。

　　这也是为什么这次采访，我们也在开头说到战略机遇期的提法。我也希望知道最近一年多的社会变化和他的观察是否让他的看法发生改变。

　　中国具备社会改革的条件

　　新华网新加坡频道：曾经有人说现在是中国发展和改革的机遇期，您怎么看？放在最近三十年或者十年发展轨迹中，为什么现在是机遇期？

　　郑永年：机遇期这个说法已经有很多年了，大家一般说的是经济发展的机遇期，无论国内还是国际。但是我说的机遇期跟人们一般说的不太一样，更多是指社会建设和社会改革的机遇期。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这三十多年里，在十六大以前整个的工作重心是经济工作。官方的说法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主要功劳是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个转型对中国重要，也是后来经济建设取得那么大成就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我要强调的机遇是社会工作的机遇。

    Q：为什么你认为社会改革这么重要？

    A：中国在经济发展上类似于日本和东亚四小龙，但在社会建设上比较落后一些，反而更像过去的欧洲，这就是今天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我说的机遇就是这样，我们应当从前一阶段的以经济建设为重心，转移到以社会工作为重心。当然经济发展也很重要，为了避免误解，我们应该说社会工作和经济发展并重。现在是一种失衡的状态，社会建设和经济建设出现了一定程度失衡。

　　搞社会建设需要钱。从世界历史来看，这里就有一个机遇期的问题。一个国家的经济不可能永远保持高增长。现在经过长时期的高增长，政府和社会财富达到一定水平的时候，因为政府在社会建设中居于主导地位，这个时候就要搞社会建设。这个时候不搞社会建设，到了经济增长比较平稳或走下坡路的时候，就搞不起来了。从这一点来看，中国确实有一个十来年的社会建设的机遇期。如果搞好了，就可以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反之就会麻烦了。

　　为什么说社会改革很重要？日本和四小龙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不仅达到了很高的经济发展水平，而且也造就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日本在二战以后不仅有企业的终身雇佣制，而且政府也通过工资倍增计划，让中产阶级变得很大。新加坡也通过住房和公积金等制度实现了社会的转型。台湾和香港则依靠大量中小企业的发展。韩国和新加坡的情况差不多，中产阶级也比较发达。这个非常重要。中产阶级庞大意味着什么？一是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中产阶级就是消费社会。二，中产阶级意味着社会稳定。三，中产阶级意味着创新。

　　可把医疗作为社会改革突破口

　　Q：那过去十年，你如何看待中国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

　　A：过去十年，从政策转型来说我觉得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因为十六大以前，就是一个经济工作，十六大以后的最大功劳就是开始提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慢慢把工作重心转移，慢慢把社会政策包括在议程中。

　　公平地说，过去十年也确实做了一些事情，社会保障，如低保等，教育改革也做了一点，公共住房这几年也在做，医疗改革也在做。但是遗憾的是没有找到一个突破口。我觉得这也可以理解，因为中国的改革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可供借鉴，需要自己摸索。

　　公共住房、医疗和低保这几个方面，要想都齐头并进也确实不大可能，确实需要一个突破口。另一方面，这几年的外部环境也确实不太好，2008年以后很多措施都是在应付这个危机。这方面也不要低估，很多人说中国没有危机啊。最近几年欧美那么不景气的情况下，中国仍保持比较高的增长速度，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只是说，当政府大部分精力用来对付危机的时候，社会改革就有点停滞不前了。

　　Q：您觉得未来三五年有可能的突破口会是在什么地方？

　　A：我觉得医疗是非常大的一块。这是人的基本权利，不能因为没有几块钱就不给你看病。

　　Q：为什么医生应该获得高收入，但至少账面上是低收入，产生扭曲？

　　A：这些也是理念上的问题。比如说没有给医生和教授合理的收入，比如大学教师和教授，他们拿的工资很低。没有从正当的途径给他们足够的回报，他们就从其他地方去找。当然，如果要想让医生和教师回到原来拿钱比较少的状态，那是不可能的。人们的观念变了，他们应该获得高报酬，但是制度没跟上。观念变了，制度必须跟上去。

　　我为什么说社会改革有条件？比如说在新加坡，年轻的教授收入基本上100%或者至少百分之八九十来自基本工资，这样你有这个钱足够过体面的生活，他们就有足够的时间去踏踏实实做学问了。中国的情况不同，大概三四成是基本工资，但是其余的六七成你要到外面去寻找，实际上钱是有的，有很多基金。这就使得你没有时间做学问。你必须为了比较体面的生活去外面找钱。但实际上这笔钱现在是有的，只需要把结构调一下，比如八九成变成工资，你只需要好好做学问。有了这个基本工资，改革就行了，这个钱是有的。